2024年9月，诞生李可手裏那套用了多年、编审快被磨破的年迎舊教材終於“下崗”了。去年新學期開始，收官始末她和她的揭秘教育教材孩子們都用上了新版教材，沒過多久，新版孩子們都熟悉了“天天”“貝貝”“樂樂”“蘭蘭”這些課本裏的特殊新朋友。
這不是诞生一套普通的教材。李可是编审一名特教教師，她所在的年迎是特殊教育學校，這裏孩子們有的收官始末聽力受限，有的揭秘教育教材視力低下，還有的新版智力障礙，但他們和普通孩子一樣，特殊擁有公平受教育的诞生權利。
教材是特殊教育教學的重要材料。“課程教材體係進一步完善，讓每一名殘疾兒童青少年都有人生出彩機會”被寫進了《“十四五”特殊教育發展提升行動計劃》；黨的二十大明確提出，強化特殊教育普惠發展，加快建設高質量教育體係。
快被李可用爛了的那套舊教材編寫於1990年，是第一套國家通用九年義務教育全日製特殊教育學校教材，距今已有三十餘年。這三十多年間，無論是社會發展、教育理念，還是特教學校孩子們的情況，都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依據新課標出版新教材刻不容緩。
2014年12月，受教育部委托，人民教育出版社組織專業隊伍，啟動新一輪特教教材的編寫。以三類特殊教育學校義務教育課程標準（2016年版）為依據，盲、聾、培智三類教材單獨編寫，涉及20餘個學科，調研、研討、編寫、初審、試教審讀、複審、印前複核，期間同步進行逐年替換，直到2024年，全套共440餘冊特殊教育新教材編審任務全麵完成，這項巨大的工程曆經十年迎來收官。
新版特教教材在內容編寫上是如何“重建”的？如何適應特殊孩子的認知特征？怎樣在滿足不同類型孩子特殊需求的同時，又兼顧教材的科學性？新京報記者采訪人教社特教教材編寫團隊核心成員，揭秘新版特教教材“誕生”始末。
特教學生類型多樣化，編寫麵臨諸多挑戰
孩子們新近拿到手的這套教材，也是新中國成立以來第二套特殊教育國家審定通用教材。
上一套教材於20世紀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開始推廣，在目前看來內容已經相當陳舊。有知情者告訴新京報記者，舊教材中不少內容是從普校教材直接“搬”過來的，或者做了一些簡化，很難適用於當下特教孩子們的成長。
更重要的是，這三十多年來，培智學校的學生及教學情況發生了巨大變化。人教社職業成人與特殊教育編輯室原主任朱誌勇告訴記者，隨著醫學技術發展，孕期及出生後的檢測、幹預手段愈發先進，盲、聾孩子在普校就讀成為可能，近年來培智學校裏的盲和聾孩子數量逐年減少；同時，培智類學生（包括先天愚型、後天中樞神經受損、孤獨症、腦癱等各類原因導致智商損害的孩子）占比持續上升，且隨著隨班就讀融合教育的不斷推進，就讀特教學校學生的殘障程度與過去相比更加嚴重，多重殘疾的學生比例越來越大。
這也為特教教材的編寫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挑戰——要滿足特教學校學生殘疾類型多樣化和多重殘疾學生占比高的實際需求。
朱誌勇介紹了盲、聾類型新教材與舊教材的差異。教學重點上，上一版教材側重讓學生開口說話，設“口語訓練”專題；新版教材則增設“溝通與交往”主題模塊，“通過實踐調研發現，聽障孩子就業後因溝通問題離職的比例很高，這反映出他們與普通人相處存在一定的隔閡和心理問題，因此新版教材希望通過學校教育，讓他們學會更好地和他人溝通交流，更好地在社會上生存和發展。”
近些年，隨著我國融合教育的發展，越來越多低視力學生進入普校學習。低視力學生使用普通教材麵臨諸多困難，他們使用普通教材時需眼睛貼在課本上，或者必須借助放大鏡、電子助視器。大字版教材成為助力他們融入普校的有效輔助措施之一——2024年8月，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大字版教材首次列入到義務教育國家課程教學用書目錄中，這讓數以萬計的低視力孩子看到了希望。大字版教材並非簡單的“字變大”而已，在開本大小、字體字號、版式設計等多方麵進行了無障礙處理，力求做到既保持小學教材的生動活潑，又盡量方便低視力學生閱讀。
“普通孩子學自己的名字，可能教5遍10遍就記住了，但是培智的孩子，光是學會叫媽媽可能就要練習1000遍。”朱誌勇指出，尤其孤獨症兒童，學習能力及遷移能力差、記憶短暫，“隨著年齡增長，孤獨症孩子能力不但難以實現較大幅度的提升，甚至還會出現下滑趨勢。這就使孤獨症孩子所麵臨的教育、教學情形愈發複雜棘手，需要教育者投入更多的精力、采用更為特殊的方法。”
教材編寫核心成員之一，人教社職業成人與特殊教育編輯室主任徐勇雁強調，基於特殊孩子的認知狀況，不強求特教孩子全麵掌握知識，而是倡導縱向對比，關注孩子自身成長。在教材編寫與教學實施中，更加強調融入交流認知、團隊協作、關心他人、情緒控製等內容，搭建教學情境。
“每個特教孩子背後都關聯著多個家庭，尤其是孤獨症孩子伴有情緒問題，陪護難度極大，家長常陷入焦慮。特教的最終目標並不局限於知識與技能的學習，而是致力於解決孩子一生如何融入社會、安穩生活的難題，這是特教事業肩負的使命。”徐勇雁說道。
采用“雙線三段”體係，學科知識和生活的主題並存
在編寫環節，編寫團隊經過研究，為培智類教材確立了“雙線三段”的創新編寫理念，與普校教材及其他教材形成顯著差異。
所謂“三段”，即將培智學校的學製按年級劃分為低（一二三年級）、中（四五六年級）、高（七八九年級）三個學段，以便精準適配不同階段孩子的學習能力與成長特點；“雙線” 則指在編寫全程並行兩條關鍵線索，一條是遵循學科知識體係構建的學科線索，另一條是緊密關聯學生日常生活的生活線索。通過這種獨特設計，讓教材內容既具學科專業性，又飽含生活煙火氣。
在低年級階段，這兩條線索體現得尤為明顯。在《生活語文》《生活數學》《生活適應》三個科目中，采取了統一框架，每個學科都按照個人生活、校園生活、社區生活、家庭生活、國家與世界5大板塊進行編排，在大的板塊之下，每一課的內容主題也都是統一的。
例如，《生活適應》這一課講如何愛護牙齒，那麽《生活語文》相應的學時也是以愛護牙齒為主題的內容，例如認識“牙”字，《生活數學》這一課也通過愛護牙齒的場景去學習相應的數學知識，例如通過數一數牙刷和牙齒來學習數字。
通過相同的主題，把三個學科的內容縱橫融入到一起，這是新版教材一個鮮明的特點。
“對於這些特殊孩子來說，長大之後能夠適應社會、融入生活，已經很了不起了。”從教材名稱也可以看出，培智教材非常強調生活化，朱誌勇表示，這充分考量到特殊孩子未來長大融入生活、適應社會的切實需求，以幫助他們掌握生活基本技能為導向。
“生活化”具體如何體現？朱誌勇以數學科目舉例，普校講長方體，一般會介紹長方體的棱、麵、頂點三個基本概念，然後介紹長方體的長寬高的定義；而對於特教孩子，則不需要介紹抽象的概念，而是從客觀存在的事物入手，“比如一個紙巾盒，一個茶葉盒，一個快遞盒，我們會讓孩子摸一摸盒子，感受尖尖的頂點、長長的棱、平平的麵，然後拿尺子讓他分別量量哪條棱最長……最後還要落腳到生活中，比如家裏想買一個櫃子，孩子起碼能夠量一量，知道櫃子多長多寬多高。”
“這種編寫方式，實際上是編寫團隊給自己增加了很大的難度，但是我們希望通過這樣的設計，讓教材更加能夠適應和助力一線教師的教學，能夠讓特殊孩子獲得更充足的發展。”朱誌勇說道。
適應特教學生認知特點，“死磕”每一個細節
大家不知道的是，在新版培智教材中，每一幅插圖中，所有的細節都經曆過改動和雕琢，都經曆了編寫團隊的“死磕”。
一個典型的例子就是《生活語文》中的《量詞歌》這一課。這篇課文是一首適合低齡孩子的經典兒歌，一首兒歌串起了多個量詞，在義務教育普教教材中也有。但是在插圖上，特教教材和普教教材卻差別巨大。
徐勇雁透露，這幅圖在送審的時候反複修改了很多遍。“普教教材的插圖是非常寫意的，在大自然的場景中，可能有一些花花草草和小動物點綴，呈現兒歌中的部分事物及其數量，就可以舉一反三進行學習和體會；但是在培智教材中，這樣畫不行，需要把兒歌裏麵提到的所有元素都完完整整地呈現在這幅圖中。”
因為培智孩子大多有一個認知特點——刻板性很強。“跟他說了幾個，他就一定要去數幾個，但凡圖文匹配不上，他就可能理解不了。”徐勇雁解釋道。
怎麽處理更合適？編寫團隊在田園風光場景中，設置一個孩子作為場景中的主角，插入了一頭牛，兩匹馬，三條魚，四隻鴨，孩子手裏拿著五本書，拎著的筆盒裏有六支筆，旁邊有七棵果樹、八朵花，又在圖中設計了國慶演習飛機展演的情節，呈現了九架飛機、十輛車。“不信可以數一數，一輛都不會少……”
圖片的細節一直在不停調整。教材初審環節過後，人教社邀請了百餘所特教學校參與新教材的試教試用，並在這個過程中收集老師和學生們的反饋意見。徐勇雁還講到了試教試用過程中的一個小故事。
福州一所特教學校試教了一篇課文《駱駝和羊》，這則寓言故事是希望說明，駱駝高有高的優勢，站在園子外就可以吃到園子裏高處的樹葉；而羊矮有矮的優勢，可以鑽過小洞口進入園子裏的草地上吃草。
在教材最初的配圖上，園子裏有高高的樹枝和綠綠的草坪，駱駝和羊站在園子外，而園子外麵的地上也是綠的。學生們在學這篇課文的時候，就提出來：既然園子外麵也有草坪，它們幹嘛非要到園子裏麵去吃呀？“回來之後我們就把這張圖給改了，最終版本的插圖中，園子外麵是沒有草的。這就是試教試用的目的和意義。”徐勇雁說。
“尤其是孤獨症孩子，思維比較局限，看圖的時候往往欠缺整體視野，容易盯住一個小細節來較真。”徐勇雁告訴記者，教材編者要利用好孩子的這個特點，重視每一個細節，以這些細節為載體，體現課標希望傳達的教育內容和價值觀。
例如，升國旗儀式的場景插圖，其實也是愛國主義教育的契機；團圓過中秋、過年剪窗花等是在傳達熱愛優秀傳統文化的觀念；再如車站場景中牆上的展示牌中寫的是“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實際上是融入環保理念。
強調教材適切性，重視後續教師培訓
為特教孩子們編寫教材，“適切性”是一個貫穿始終的關鍵詞。當前特殊教育麵臨著全國範圍內的不平衡，包括區域之間、校級之間以及學生個體之間的差異。在這樣的差異之下，不同特教學校的老師們在使用新版特教教材進行教學的過程中，如何兼顧不同學生的特點來保證“適切性”呢？
朱誌勇介紹，教材在設計之初，就為不同程度的學生留出了“彈性空間”。一個基本原則是，整體難度及內容選擇要嚴格契合課程方案與課程標準要求，為教學提供基本規範。同時，在具體內容編排時精心設計彈性內容，如《生活適應》課程裏的“我再學一學”欄目、《生活語文》中標注星號的內容，可供教師依據學生個體情況靈活選用，實現一定程度的差異化教學。此外，為老師們提供配套教參資料，從教學方法等維度助力教師應對複雜的教學場景。
在一線課堂教學實踐中，特教學校往往強調分層次教學和個性化教育。教師根據學生分組情況采用個性化教學策略，通常會將學生分為三組，針對不同學習能力的孩子，實施不同的教學方法，提出不同的目標要求。例如，對於認字能力強的學生，教師用純文字卡片讓其認讀；對於能力稍弱的學生，則出示圖文結合的卡片輔助教學；對於基礎較差的學生，教師會引導孩子跟讀圖文結合中的詞語，完成基本學習任務即可。
新版特教教材已經開始逐年替換、大部分已投入使用，一線教師們反饋如何？2023年，人教社開展了“特殊教育教材編寫出版使用情況”專題調研，以問卷形式邀請全國約2.06萬名特教教師參與調研，並實地走訪各地的特教學校進行訪談。
調研結果發現，新版特教教材使用覆蓋率高；教師對新版特教教材總體滿意度較高，對教材內容的結構編排、豐富度、難易度以及語言插圖呈現形式比較滿意。調研也發現新版特教教材需要完善的一些問題，部分特教教材內容和呈現形式需增強針對性，部分內容的難易度不適切，配套資源與培訓尚需加強。
基於上述反饋，朱誌勇告訴記者，特教教材後續重點工作之一是教師培訓。教材投入使用後，教師培訓已經通過多層級、多渠道開展，包括教育部智慧教育平台的國家級培訓，以及省級和地市級的教師培訓，還有一些地方組織的教研活動等。“後續我們會重點關注在中高年級段的教師培訓。”
“特教教材編寫是個良心活。”談到這10年的特教教材編寫工作，朱誌勇百感交集。“真正開始接觸這些孩子後，會發現他們離我們並不遠，就在我們每個人身邊。這樣的家庭非常不容易，很多家長的擔憂是‘我老了孩子怎麽辦？’目前，國家對於特教的重視程度和投入非常大，特殊孩子也能和普通孩子一樣進入學校公平接受教育，我們能盡微薄之力，通過教育教學，讓這些孩子掌握基本生活技能，未來能夠自立於社會，甚至融入社會，這就是最好的事。”
